在贵州师范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，档案馆口述校史工作人员拜访了1957级老校友、贵州省语文特级教师杨汉潜老师。年近九旬的她，依然精神矍铄、声音清亮。回望从青葱岁月到白发暮年的教育生涯，她将自己的信条说得很朴素：当一辈子老师，一辈子学当老师。

一份志愿，结下一生之缘

高中毕业那一年，班主任的一句动员，改变了杨汉潜的一生。“不是任何人、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老师的，我觉得你有这个条件。”单纯而信任师长的她，就此把教师当作了人生的方向。她最初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——一篇《纪念刘和珍君》深深打动了她；而最后一个志愿，她填报了贵阳师范学院。后来贵州急需教师，凡填了贵阳师范学院志愿的，最终都被录取进了师范学院。1957年，她踏入贵阳师范学院校园，成为这学校的一名新生。

大学四年，是与特殊时代同行的四年。从1957年到1961年，大炼钢铁、全国爱国卫生运动、教学改革、……国家经历的每一场运动，大学生们都参与其中。学校提出“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”，于是每个学期都要劳动一周甚至更久：去工厂跟工人师傅学，到农村插秧、薅秧、薅包谷、割小麦。她还记得58年大炼钢铁时，整个师范学院变成了“钢铁厂”，师生用砂石砌土炉，跑到三桥扛沙石，再到狗场挑煤，男生女生中午只吃两个馒头也要挑一挑煤回来。

但艰苦并没有冲淡求知的渴望。每天下午四点半下课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图书馆占座，晚饭后馆内座无虚席。困难时期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显现，最困难时吃的是半碗胡豆，“玻璃汤”“酱油汤”也照喝不误。不少同学患了“浮肿病”——杨汉潜也浮肿过，学校照顾“30号病”的同学卧床休息、少消耗体力。可即便如此，她的信念从未动摇：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要当一个让领导放心、让学生欢迎、对得起自己的好老师。

大学四年也为她打下了一生的职业底色。张玉麟、谭绍凯、胡日佳、张汝舟、王佩芬等一批老教授成了她的榜样，让她暗下决心：将来当老师，就要像他们一样，爱自己的职业、爱自己的讲台、爱教育的对象、爱学生。

一块砖，扎根思南八年

1961年毕业，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尚未结束。杨汉潜说自己是“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家虽在贵阳、母亲弟妹都在身边，但组织分配到思南，她二话没说就去了。思南当时是重灾区：粮食从30斤降到18斤，一个月只有4两菜油，几乎谈不上副食品，实习期工资47元、转正后才51元。二十岁出头的她站上高中讲台，和学生们亦师亦友，学生们把她当作“老大姐”，她也像姐姐对待弟弟妹妹一样关心他们。那些年物质贫乏，学生常要请假回家找红薯、土豆填饱肚子，而她常常会发现窗台后面不知哪个学生悄悄放下的两个红薯、几个土豆。

十年特殊时期，尽管受到了不小的冲击，但是并没有改变终身从教的初心，她在这所学校坚守了八年，1969年，组织照顾她的情况把她调回贵阳；先在十四中工作近两年，1972年进入贵阳一中，一待就是14年。

白手起家，创办全省第一所幼师

1984年，贵阳要创建全省第一所、也是当时唯一一所幼儿师范学校——贵阳幼儿师范学校，填补贵州中等师范教育的空白。杨汉潜被调去担任教导主任，成为创校四人之一（一名书记、一名校长、一名总务主任、一名教导主任）。那年8月，他们借贵阳五中一栋一楼一底的危楼开张：楼上约百平方米作为学生宿舍，楼下中间是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办公室，两侧就是两间教室。首期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女生，贵阳20人、其余80人来自全省各地。没有食堂，每天中午和傍晚放学，她都要带着这些女孩子穿街过巷，到云岩区的教师食堂排队搭伙，再把她们送回宿舍。

1985年，忠烈街的新校舍陆续建成，学校搬进了自己的院子，在八亩地上建起了音乐楼、教学楼和综合楼。杨汉潜一直在这里工作到1998年退休。学校从最初的2个班，一步步发展为16个班；课程上文化课与中学同步，专业课开设“三学六法”，还有艺体课，学生的素质教育真正的得到落实，所以毕业生十分抢手，回到各地都是当地幼教骨干，许多人成了省、县教科部门的幼教负责人，为贵州乃至全国输送了大批学前教育与妇女工作人才。

无论在思南中学还是贵阳一中，还是后面的贵阳幼儿师范学校，杨老师都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，教学成果显著，得到学生和同事们的高度认可。

三尺讲台之外的另一份使命

杨汉潜还是贵州省首位获得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资格的人。回贵阳后，参加省语委办的推普工作，她主编了教材《贵州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导读》并参加培训测评工作，前后十多年，她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志建立贵州省普通话测试中心，把全省的推普工作全面铺开。这份工作从1999年开始，她一直干到70岁；退休后仍积极参加读书活动，88岁高龄的时候还在省图书馆为听众朗读朱自清的《春》，满头白发、字正腔圆，尽显师者风范。

1995年，她被评为贵州省语文特级教师。早在贵阳幼师，她就注重培养青年教师，组织教案展览评选与教学竞赛，通过备课、听课、评课帮助年轻教师成长。她常对他们说：压力有两种结果，一种是消极，一种变成动力；把压力变成动力，就能上一个台阶。她自己在贵阳一中时几乎每周都要被听课，正是这种“听一次课、上一个台阶”的历练，让她迅速成长。她主张物质上不必攀比，但业务上要有勇气直面差距、奋力追赶；教师先要认清自我、找准定位，切忌急功近利、心浮气躁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在实践中沉淀。她对不适合讲台的老师也给予尊重——曾有一位美术老师上完课后承认自己不适合当老师，她尊重对方的选择，对方后来转行做装修，也干得风生水起。

相濡以沫的爱情与家风

杨汉潜的爱人杨秀明，是她的大学同班同学，在一个学习小组里通过劳动、学习和接人待物彼此了解。他出身大山深处的侗族农民家庭，靠土改工作组接出来读书，后来担任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，创办了8所民族师范学校。两人1963年结婚，婚礼就是在贵阳市教育局开的一场座谈会，局长证婚，大家吃水果、几颗硬糖，二十块钱就结了婚。婚后有八年两地分居，只有假期才能相聚，但她始终信任、尊重、支持对方。她教舒婷的《致橡树》时深有感触，常对女学生讲“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”——婚姻应当是平等的，彼此信任、尊重、扶持，而非一味依附或牺牲。

母亲那句“人穷志不穷”的教诲也影响了她一生。中学时她穿补巴裤，仍整洁自信、阳光开朗；星期天带着弟妹到野外挖折耳根、苦蒜，剪橘子皮到中药铺去卖，从不觉得丢人——劳动光荣，人要勤俭自立、保有骨气。

最深的遗憾与最后的期盼

谈及遗憾，杨汉潜说，老师和医生六十岁退休其实早了一点；她更遗憾的，是贵州培养了许多特级教师，退休后却没能充分运用起来去带青年教师——“评特级教师，绝不只是给一个人一份荣誉”。若有第二次生命，她仍会选择当老师。

值母校八十五华诞，她寄语：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教育是国家的根基，培养出来的人是国家的未来。她希望这所历史悠久的老校，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，把贵州建设得更好。

岁月流转，三尺讲台的热爱从未改变。杨老师这份扎根贵州、默默耕耘的师者初心，也必将代代传递。

校友简介：杨汉潜，女，1937年10月18日生，贵州铜仁人，汉族，1957年考入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，中共党员，1961年毕业，分到思南县思南中学任高中语文老师，1969年回到贵阳，1969年进入贵阳14中工作一年，1972进入贵阳一中，1984年贵阳幼儿师范学校工作，贵阳幼儿幼儿师范学校创建者之一，1998在贵阳幼儿师范学校退休。曾任教导主任，副校长等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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